公费农科生：编制光环下的利与弊

　　7月，在这个大多数毕业生或准毕业生都在为工作、读研、留学等忙碌奔波的时候，浙江农林大学农学专业2021届的本科毕业生刘国荣却显得很“清闲”：4年前入学时，他的工作就已定好到浙江温州文成县所辖的乡镇农业部门去。

　　像刘国荣这样的公费定向农科生，浙江省自2012年起已培养了962人，其中近600人走上了工作岗位。近年来，山东、山西等省陆续实行公费农科生招生政策。这是继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后，又一个“免学费、包分配、有编制”的招生类型。

　　这类学生通常按照提前批次录取，由省级财政承担其在校期间学费、教材费、住宿费等，毕业后，回到相应辖区的农技推广机构工作，确保有编有岗，服务年限一般为5年，因个人原因违约需承担相应责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业大学校长张宪省曾多次呼吁扩大公费农科生的政策覆盖面。他认为，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要靠人才和科技的支撑。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基层农业人员需要更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综合掌握农业、管理、科技知识。当前，基层农业人员存在老龄化、专业技术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培养更多的“土专家”“田秀才”。

　　没有视频中被精心拍摄与剪辑的画面，也缺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浪漫，在山东省一个个普通的村子里，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可能是汽车驶过扬起的一片黄土，是烈日下在玉米地里被炙烤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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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许多农科生而言，好不容易考了出去，上完大学又回到原点，这令他们和家长都无法接受。因此，基层农科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的现象非常突出。“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由于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分配体制改革，受传统观念、产业地位、工作环境等因素影响，农科专业人才招收和留用长期面临困境。”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朱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以山东农业大学为例，受学科、地理位置等影响，与省内同等实力的高校相比，该校的录取分数线分左右。

　　和长期以来形成了固有观念的民众不同，市场对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张宪省指出，“当前不少大型企业都逐渐向农业领域布局，这就需要大批农科技术人才。”

　　“和报考形势截然不同，农科生的就业形势非常好，选择也很丰富。”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团委书记尹昌美说，近年来，每年到该校参加招聘的单位和企业都需要提前预定时间场地，学校经过筛选，根据当年毕业人数，按照约10：1的比例提供岗位。“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位毕业生至少有10个岗位可选，其中不乏薪资待遇非常优厚的。”

　　《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本科毕业生中，就业率最高的是农学类专业，为92.63%。安徽省也是如此，据《安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局和需求分析报告》，2019年该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90.39%，其中农学就业率最高，为92.01%。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棉、油产区，同时也是水产品、果产品、畜牧产品和蔬菜产品的主产区，山东省基层农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乡村振兴的短板。

　　“各省、市、县、乡镇都设有农技推广机构。近年来，随着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这些机构被合并至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仍然需要技术人员从事相关工作。但是，现有人员老化、专业技能不足、推广经费不足的问题比较明显。”张宪省介绍。

　　为缓解这一局面，2018年起，山东农业大学等3所省属高校率先开始招收公费农科生。

　　实施过程中，首先由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主管部门根据编制及岗位空缺情况提出申请，经县级农业部门汇总后，公开招生计划和定向培养招生（招聘）公告，再由省招生考试院将名额协调分配至各个高校。拟录取后，报考学生直接与所选择的县区签订定向培养就业协议。

　　与山东省仅为定向农科生免除学费、住宿费等不同，浙江省从2006年起就为所有本省户籍的本科、高职农科生免除费用。

　　“1998年，浙江省高校合并重组后，人才培养目标发生改变，服务地方经济的应用型人才缺乏，地方农科人才出现断档。”朱军说。

　　当前，浙江基层农技岗位人员缺口达2600余人，且未来5年每年约500人面临退休。

　　2012年，浙江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了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工作。朱军表示，“这是为了解决基层农业服务人员年龄老化、青黄不接、专业失衡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也是优化基层农技人才队伍结构的重要举措。”

　　与普通农科生相比，定向农科生除了学习专业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选修定向模块课程。浙江农林大学2018级园艺专业定向生周欣雨说，“像农业经济学、种子科学、演讲与口才、公文写作等课程我们都要学，要修10个学分以上，知识面相对更宽泛。”

　　同时，定向农科生实行“双导师”制，即聘任用人单位的技术人员作为校外导师，配合校内导师进行操作技能指导。毕业论文也是根据当地的农业实际情况提出并完成的。

　　这和山东农业大学的培养方式不谋而合。“定向培养的目的是为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服务，他们不仅要向农民推广相关技术，还要宣讲政策、协调农产品加工、拓宽销售渠道等，这就涉及多方面的能力和知识，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尹昌美告诉《中国科学报》。

　　“定向培养使学生有了较强的基层服务意识。去年5月，因疫情防控需要，学生们都在家学习，有同学就提议搞线上科技智农活动，分头联系了当地的种粮大户、农民等，提前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邀请学院教授与他们线上沟通，面对面答疑解惑，效果非常好。”尹昌美说。

　　在实践方面，定向农科生需到未来就业单位完成学期实习，提前熟悉工作环境和内容。

　　“虽然培养方案是针对农技推广而制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掌握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不是我们教农民种田，而是农民教我们种田。”已经在丽水市莲都区雅溪镇农技推广中心工作了4年的浙江农林大学首批农技定向生周树杰说。

　　回想起3年前选择专业时，周欣雨至今都庆幸父母及时看到了台州市黄岩区农业农村局的定向招生公告。

　　“当时高考完比较迷茫，不知道今后要做什么。父母本身就在黄岩区基层乡镇工作，他们觉得毕业了不用找工作、直接入编到乡镇政府挺好的，还考虑到未来乡村发展会越来越好，年轻人在农业方面可以很有作为，就建议我报定向到本区的农科专业。”她说。

　　入学初期，她对专业谈不上喜欢，即便从小在农村长大，她也从未真正了解过这片土地和生长其中的果木作物。

　　兴趣的产生源自专业实习。从大二开始，除了理论课程外，他们需要亲手种植果树、花卉、蔬菜，并进行嫁接、修剪、防虫等工作，还会到种植基地参观。“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以前看外公种桃树、梨树，只想摘果子，现在也可以帮他做一些事了。”她说。

　　和周欣雨及其家长有同样想法者不在少数。在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定向农科生附带的事业编制成了最大的吸引力。

　　即将升入大四的浙江农林大学学生唐瑄甚至有些后悔没有报定向农科生，“当时父母非常想让我报，但我不想被束缚，现在临近毕业，觉得省去找工作的麻烦、还有编制，挺好的”。

　　在记者对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98名学生的调查中，提及报考公费农科生的原因，约61.2%的学生选择了“毕业有编制”，选择“家长强烈推荐”和“个人兴趣爱好”的分别占22.5%、14.3%，只有2人选择了“可享受免费及补助”。

　　在浙江省，随着头几批“吃螃蟹的人”逐渐走上定向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关注到这一举措，把定向农科作为首选志愿。近年来，定向农科生的分数线也“水涨船高”。朱军介绍，“与普通农科相比，我校定向农科各专业的分数线分。”

　　相对“冷门”的农科专业正在升温，人们对农科的固有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就普通农科专业来说，前些年我们的分数线分左右，近两年已经涨到580~590分左右了，这缘于大家对农科认识的变化，当然也有学校发展提升等原因。”朱军说。

　　在招生工作中，尹昌美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近年来，咨询农科专业的学生和家长明显变多，城市县区的还多于农村地区的，他们可能消息更灵通，较早听说了公费农科生的政策。”

　　一项发表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论文显示，山东农业大学首批公费农科生中，城镇户籍学生约占43.6%，城镇农村生源比相对均衡。该校农学专业学生王志腾便是其中的一员。虽然还没有真正深入农村，但她却对基层农技推广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到农村去走访、推广农业技术很有意思。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农民劳作，帮助他们增产增收，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公费定向农科生带来的改变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依靠编制吸引人才给农科“升温”的做法能否持续。

　　自公费农科生招生以来，山东农大的招生人数逐年上涨，到2020年已增至247人，可今年又缩减至150人，主要原因正是编制的减少。

　　张宪省说，“人社厅每年给各个县市下发的编制指标有限，这就限制了县市申报的定向名额，学校的招生规模自然要缩减。但同时，基层农业部门的缺口又比较大，二者还存在矛盾。”他认为，矛盾的解决需要农业农村厅、人社厅等多个部门统一协调。

　　张宪省表示，缩招对学校来说并非坏事。“近年来，随着学校整体的扩招，师资力量一直很紧张，在此情况下扩大定向生的培养规模，对学校来说压力较大。”

　　“公费农科生保持一定的规模更有益于人才的培养。虽然他们的岗位基本明确，但不同县市的实际情况不同，对学生的需求也不同，我们正在考虑一对一定制培养方案。”张宪省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科学报》，“对基层农业发展来说，仅靠这些在编的农技推广人员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先进技术的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只有市场活跃起来，基层农业才能更好地发展。”他建议，公费定向农科生的培养要打破体制内循环，面向市场。

　　“公费师范生便是先例。除少数人外，大多数定向学生相比普通学生都不够努力。因为定向的存在，学生对自己的目标值降低，面对稍有难度的考核往往无法过关。相应地，老师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也会降低。毕业时，他们的知识水平、个人能力明显低于非定向的学生。”储朝晖说。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王智超、杨颖秀发表在《教育研究》上的论文指出，他们对安徽、河北、吉林、湖南等地的318名免费师范生的调查发现，在“会因为就业有保障而降低学习的积极性”的选项中，选择“非常符合”和“比较符合”的占比达到了81.7%，选择“不确定”的占比11%。“会因为就业地区受限制而降低学习的积极性”的选项结果与前者近似。

　　农科生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采访中，有学生向记者表示，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高于普通农科生，但入校后的学习成绩平均低于普通农科生。“可能是因为大家压力不是很大，也可能由于录取分数高有点骄傲。”

　　在储朝晖看来，这非常不利于学生潜能的激发。他建议：“可以在读书期间收取学费，并设置考核门槛，毕业时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条件，才将学费全额退还，享受免费和定向，即福利后置。”

　　据了解，“上岗退费”的政策早已有之。广东省就曾规定，与欠发达地区的县区教育局签订到农村学校从教协议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退费，目前已经实行了10多年。2019年起，这一政策延伸至医学生。

　　对此，尹昌美表示，“与广受追捧的公费师范生不同，农科本来报的人就没那么多，如果再将福利后置，大家可能更不愿意到基层进行农技推广。”

　　据了解，定向农科生中，大部分都能按规履约，走向基层开展农技推广工作。但也有个别同学因分配的乡镇太过偏远、想考研究生、更喜欢其他行业等原因违约。

　　农科生与相应县区签订的定向协议中规定，在违约处理决定一个月内，一次性向委培单位退还所享受的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由市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违约记录并计入人事档案。

　　对此，张宪省认为，无论师范生、医学生还是农科生，出现一定的流动都是正常现象。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随着阅历、环境的改变，个人选择也会发生变化。

　　“面对这种变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教育，引导其树立学农爱农的情怀，增强对农业的认同感；二是要建立公费农科生能进能出的机制，对于主动退出和不适合农科生教育发展的学生，允许他们有条件地退出。对于空出的名额，可以在其他同级同专业学生中择优选拔。”张宪省说。

　　储朝晖介绍，在免费师范生、医学生的实践中，也不乏将其当作入行、入编的跳板，抱着“总是可以变通的，先把名额用了再说”的心态的人。

　　广西医科大学全科医学院副院长左延莉等曾指出，广西首届免费医学毕业生对于定向期满后的职业规划以进入更高一级的医院为主，有继续留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计划的毕业生数量并不多。基层医疗职业发展前景是影响毕业生选择的重要因素。

　　储朝晖表示，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学生的诚信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在收入、晋升渠道等方面予以支持。“在配套条件缺乏的情况下，期望学生长期留在乡镇不现实，但如果表现优异能够获得进修机会，到更大的平台去实现抱负，情况就会好得多。”

　　在上述对山东农业大学首批公费农科生的调查研究中，对于“在培养期和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有44.35%的受访者认为“不好，限制了对更高层次学历的追求，或担心对学习效果产生消极影响”。据了解，在浙江和山东的实践中，有部分县市允许定向生报考在职研究生。

　　在农技推广中心工作4年后，周树杰于2020年通过选拔考试，转任太平乡团委书记。他表示，像他这样初期在基层农技推广中心工作，后期通过选拔、转岗等方式转任乡镇其他职能部门的同学还有不少。“这种情况挺普遍的，农技推广中心会通过人才引进补充空缺，每年也会有新的定向生过来。”

　　在定向分配和实施过程中，也存在“打着农技推广的名义，招收其他岗位人员”的情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科生告诉《中国科学报》，由于协议中只写了定向县区，没有细化到具体乡镇和岗位，在毕业后的分配中，也有被安排至非农业类岗位的情况。“我有朋友就被安排到了党政办，明面上是基层农技人员，档案也归属当地农业部门，但实际工作可能是干别的。”该农科生表示。

　　当问及是否担心自己未来被分配至非农业类工作时，该农科生说：“我本身比较随性，基层乡镇肯定是缺人的，到时候有啥干啥吧。”